人之所以贵有此身者，以其可以载道也。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人身，小天地也。以心比君，以五胜比臣，以精气比民，言人有此身，宜自贵之，不可小视。此身中有明德，可以内圣外王，宜明之，使其光辉照耀，及百窍皆明。上及泥丸，下及涌泉，养粗为细，化杂成醇，则遍体纯阳，通身皆道，是吾身之天下已治矣。时未遇，则保养圣德，以善其身。时既遇，财如稷、契、伊、周辅相化成，则在外之天下亦治也。此古圣贤所学之真精髓也，若于经书口头吟诵、字句模拟，此乃糟粕学问，其可谓之独善其身乎？其可谓之隐居求志乎？
明代众儒其论道原极透彻，若白沙公则出乎其类，薛文清公晚年有周子窗前草不除意思，阳明先生学问、性情、经济、忠纯卓乎如鹤立群鸡。
学者须要寻得主宰在，自然日进不已。做出诗文，便有一段耿耿不可灭之真气行于其间。无论开阖纵横如生龙活虎，即淡淡写来，亦有精采。其居宫则遇理能拆，遇事能断，盖胸中有把柄也。若无此把柄，纵做得诗文典赡雅炼，可以抡魁夺第，然华而不实，久则令人厌弃。遇事财游移不果，如此人品，纵做到极处，亦是乡愿已耳。
诸葛武侯纯是三代以上人物，后人以取川病之，非也。川不取，必为曹有，则汉贼势愈盛。而区区荆州，寄迹之地，其能久守乎？汉室其可再兴乎？其过也乃凤雏急要成功，用计太拙耳！诸葛则无过。
士人一生学问，辨不得忠字，甚是可惜。盖其内含日月之精，鼓荡则灵光照雄，通体光明，正神显见，而邪魔皆灭，不唯可以植万古之纲常，且可以除周身之百病，故忠义之士多老健而寿。使万有不幸如宋之文山、明之杨椒山，看其从容就义，神气安闲，非众神扶助，能如是哉？
朱、陆之学本不异，其异者，意见耳。良知即明德也，致者即明之也。至云“六经皆我注脚”，此陆子大得力处，所谓由博而归约也。后人见朱、陆辨论不同，遂分为二派。主朱者以陆为异学，不亦左哉？朱子得圣人之意，陆子得圣人之微。朱子功巨，陆子嫡孙。邵子谓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至论也。非邵子味道之深，不能语此。
读《精忠传》者皆咬牙切齿，恨不得贼桧而手刃之。不知秦桧乃武穆之炉鼎，锻岳王以成真金者也。使当时幸而免，不过张刘已耳，韩王已耳。又何能与日月齐光、天地同寿也？夫天生秦桧以祸宋室，其必有因。而害岳王，亦有因也。因秦桧而祸宋害岳，桧因因而绝嗣灭宗，则桧之为因所愚也甚矣。受害者乃今享千秋不朽之俎豆，而害之者反获永世不没之恶名，然则人亦何利于为恶，而甘于为因所愚以自求祸也哉？天与人以易而人自好难，天与人以简而人自好烦，天与人以吉而人自好凶，天与人以广途而人自跼蹐。虚心应物，顺理听令，非易乎？一忠可以事君亲，一恕可以交乡国，非简乎？君仁君之福，臣忠臣之福，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非吉乎？中怀坦坦，随遇而安，非广途乎？而人每反之，何也？物欲染之也。知其染而去之，而就其易、其简、其吉、其广途焉，则可以与天为途矣。与天为徒者，天佑之。然则人可不为天佑也哉？
我信贤以招天下之贤，我信善以诱天下之善。贤人信则君子得志矣，善人信则众民有赖矣，故我用贤人以理善人。贤人理善人以化众人，是故众师善，善师贤，师师不倦，而天下可无为而治矣。此人君法天地、用简易以御人群之道也。
君子之心易而直，小人之心深而险。易而直，人可得而知之，深而险，人不可得而测之，故小人每恃此以欺君子。岂知君子在一乡，则一乡之人受其福；在一国，则一国之人受其福。而小人亦蒙其庇护而每不喜焉，且忌之、恶之，而欲害之，则君子之含冤久矣。夫君子之冤人不能伸，而天为伸之，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不知天，则其为君子也不固矣。
志一者，可以事天神。持二者，不可以使童仆。古圣王治天下，享太平，德泽益于当时，盛名流于万代者，无他，一而已矣。盖君一，则臣信。官一，则民信。夫举朝皆信臣，天下皆信民，虽欲不治，不可得也。乱世则不然，持二故也。君二则臣疑，官二则民疑。夫举朝皆疑臣，天下皆疑民，虽欲不乱，亦不可得也。故一之与二，其始甚微，而其治乱从此生焉。君人者不可慎所一哉。
世人以人之能言语、活动者为生，以盖棺者为死。此以形论，浅矣。无论圣贤、豪杰、忠臣、义士，精神不灭。即一技、一艺有以益后世者，其英灵亦长在天地间。何也？心不死也。人之所以贵于有身者，所以养此心也。其贵于此心者，所以能运五常故也。如五常不立，终日在邪径中走，则其心已死。所言语、活动者，走鬼行尸耳，何生之有？如宋王荆公，明严篙等不死于败事之后，实死于用吕惠卿、严年之日也。盖其主宰不立，
奸邪因以中之，后虽能言语、活动，不知其运动者刀二奸邪之游魂借二公之尸魂以肆其奸耳，而二公之心实乃死矣。
先儒云，人之七情，唯怒为难制。学者苟知怒为难制，须先制其怒之根，则易矣。盖怒者愠之著，愠者怒之微。人当其微愠之时，须穷理以解之，理既明则阳光见而微阴消矣。《易》曰：“履霜坚冰至”，戒人防微也。苟不先制其微，使之潜伏于幽隐之处，则潜滋暗长，积阴既盛，奋至坚冰，斯时欲制之，非大力量者不能。予见古今人因怒而致祸之酷者，或误国家大事，或致改行败德，或致杀身忘家，皆不能穷理以制其微故也。即如横逆之来，当思孟子“则与禽兽何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之语，以此遣之，则不唯不怒愠，亦忘耳。此克己之大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