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中，刘少奇同志批示调进来的那台双球管X光机，也被挂上了“刘修”的牌子，一台医疗设备也卷入了政治动乱的漩涡（那台X光机在1982年处理给市郊一个县医院）。那一次进京，对我触动很大。我原来不了解气功疗法能治疗很多疾病，对气功疗法处于半信半疑状态。
1956年，我调入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后，学习了内养功、强壮功、保健功和自发功（灵子术）等，有了一些体会。练内养功时，因为身体好，有内气运行感觉。练灵子术功法时，又产生了大动不止，摔坏了一块瑞士大三针手表，心痛的不得了，此时我对气功才慢慢地产生了探索的兴趣。但是，让我一辈子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决心不足。刘少奇同志和许多领导人、著名人士都学习气功，并治好了他们的病，使我初步奠定了献身医疗气功事业的信念。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写刘少奇同志学气功的故事，是由于近几年来有些人不了解医疗气功发展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发展史。有的人说，过去国家领导干部不信气功，不支持气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医疗气功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是由于气功的医疗效果和保健养生的作用，同时也与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怀和一贯支持是分不开的。1957年，当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同志，为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题词：“气功疗法，人人可行，不花钱，不费事，可以却病，可以强身，可以全生，可以延年。”（1957年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收入谢老题词），特别是党的中医政策，使医疗气功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名人、地方重要领导人，为支持医疗气功事业而题词、写字，如：彭真、何香凝、谢觉哉、李德全、贺敬之、钱信忠、崔月犁、傅连章、杨得志、徐运北、赵朴初、方石珊、李越之……，在此不一一列举了。为了挖掘好的传统功法，一些领导人提供线索让我们去采访、学习或拜师学习继承。例如，在1957年春天，一位高级领导人学习了气功疗法之后，想起他的父亲也在练一种功法，就对刘贵珍同志说，“他的父亲也天天练类似内养功的方法，他不好问他的父亲，问他也不说，建议你们去访问他，如果方法有用，就让他传授给你们，可以研究”。
很巧，我正在北京。有一天，刘贵珍同志要我跟随他到北京东城杨成武同志的办公处教杨司令气功疗法。但是，到了东城土地庙地方后，又要我去采访一位领导人80多岁的父亲（事先没有说明到司令部增加一个人，怕进出司令部麻烦）。我同意了，连续去了这位领导人的家三次，这位老人勉强的介绍了他的练功方法，却非常埋怨他的儿子，不该多嘴告诉我们他练功的事儿。
20世纪50年代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叶剑英等元帅用气功疗法都有很好疗效，他们现身说法宣传推广气功疗法，军委副主席蔡廷锴将军就是几位老帅们建议他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用气功疗法治疗并取得很好效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还有一种情况，在国家高级领导人当中，他们也有很多人是非常懂传统养生文化的。他们把自己应用过的方法贡献出来，比如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书中的‘九次呼吸法’、‘丹田注气法’等方法，就是中国农业部原部长李书城先生贡献出来的，他希望气功疗养院研究它的作用，但李部长特别交待，不要说出他的名字。李书城部长是在搞地下工作时期，一个寺庙方丈传授给他的九个功法中的两个。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们尊重这位老部长，为其保密半个世纪。
有时还有中央领导人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视察、参观、个人探访，比如当时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同志就到疗养院视察过，董必武同志也在暑期进行过个人私访（不带警卫等工作人员），也有的领导同志住在疗养院里用气功治疗，例如：何香凝、蔡廷锴、王任重、周恩同（周恩来弟弟）、邓垦（邓小平弟弟）。20世纪90年代一些高层领导人仍然带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学习、了解、探讨气功治疗问题。比如王任重同志、黄震同志、王光美同志、邓垦同志、马海德博士等老同志……。此外，各地省级的一些领导人，也来北戴河用气功疗法治疗慢性疾病，或派医生来北戴河学习后回去开展气功疗法。
在搜集古今中外名人练功养生书籍和方法时，也搜集到一本《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里面记载了毛润芝在青年时代受到蒋维乔“废止朝食论”和《因是子静坐实验谈》的影响，每天不吃早餐，而去静坐。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自己又编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生健身方法和养生格言。毛主席曾概括他的老师徐特立同志的养生法：“基本吃素，坚持走路，心情舒畅，劳逸适度。”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进行了推敲，把它改了两句：“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
同时，还有一些著名人士写了自己的养生健身法，如：沈均儒的健身法、章乃器的科学内功拳（这本书有特色我也感兴趣）、傅连章的养身之道、蒋维乔的静坐法、沈铁成的健身法、王子平的健身法等，相继出版、再版。
此文，曾摘要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健康报》、《气功报》，九十年代的《现代中医报》等。供您了解一个过去医疗气功创业中即将被淡忘的小故事。……
张天戈 （摘自《将被淡忘的人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