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在指导思想、基础理论、诊断技术、治疗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如何看待人体的形态与状态上，也有很深的分歧。
2000年之前，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就很注重人体结构，他说：“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
希波克拉底重视结构的学术特点，为西医研究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后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也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中医学是在另一条道路上前进的，尽管中医的脏腑描述“实有其物”，但是，中医学在诊治疾病的时候，并不说肝的硬度，肺有几叶，心有几孔，肾有何细部结构，而是说“五脏藏精气，故满而不能实；六腑传化物，故实而不能满”。只说肝的阴液虚少了将会影响谁？肾的阳气虚了将会影响什么？肺、脾、肾在水液代谢过程之中应该如何协作，心、肝、脾在血液循行的过程之中各自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脾胃大小肠如何配合才能运化水谷，五脏的精气怎样充实五官才能发挥作用，讲的都是脏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结构派生功能。
中医重视生成论，对于人体如何生存深有研究，以“升降出入”概括性地描述了人体的生理机能，以及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升降出入”不是笼统的模糊概念，而是各有标准，“太过不及”皆是病态；升降出入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何谓太过，何谓不及，中医通过四诊就可了解清楚。值得提出来的是，“升降出入”的过程，不仅是物质代谢的过程，人的情志活动的“信息”出入，也包括于其中。
中医诊断时也是重视“过程流”，气滞、血瘀、痰凝、食积、水湿停聚等病理机制，虽然伴随着物质变化，有时显露某种形态，但是根本上还是状态的改变。也就是说，疾病所以出现，就是原先流通的气血发生了停滞的状态改变；或者流动的水液停而成湿、聚而成饮、凝而为痰。因此，中医的胸痹虽然略等于西医的冠心病，但是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西医讲求排他性的“纳入标准”，必须具备一定的形态条件，才能被确定诊断为冠心病；中医讲求生成过程的渐进性，一有瘀滞就可诊断为胸痹，不用问其结构如何。“没有结构”的胸痹，比“有结构”的胸痹，更容易治疗，疗效也更好。因此，中医强调治未病，“上工治于未形”，良医救于未萌。而讲求构成论，有严格“纳入与排除标准”的医学，在“没有形成”具体形态之前，就不能“诊断”，也就难于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更不可能在理论上倡导“治未病”。按照“确诊之后再治疗”的模式，“治未病”是不能提倡的，“未病而治”属于无目标之治疗。
中医治疗时所使用的理气、活血、消食化积、化湿、祛痰，都是注重状态转化，而不是追求形态改变。当然疾病过程之中的形态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中医治疗过程之中散结、消瘀的过程，就是立足于状态改变而达到了形态转化。这就像老农种地、花匠养花，他们了解植物是否健壮的方法，不是靠切开分析、化验判断，而是从整体上判断植物的生长状态，看看其“精气神”是否充足，通过改变环境的水肥、阳光、通气，而影响植物的状态，进一步改变植物的形态，而不是反过来先改变植物的形态，再改善植物的状态。
西医内科疾病的治疗，虽然多数情况之下，也是通过改变状态之后，才去改变形态的（如冠心病的治疗），但是，在理论上还是基于分子靶点，仍然是从形态结构出发的。
中医诊疗不重形态重状态的特点，重视的是疾病的暂时性、可转化性，为中医从证候出发，早期诊断、及早治疗奠立了理论基础。比如，在SARS流行的过程之中，中医“介入的机制”不必等待确诊之后才开始治疗，在“疑似”阶段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进行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既可以“防患于未然”、“救其未萌”，也可以“见微知著”，大有作为于“病在皮毛”。疾病进入血脉、深入脏腑、形成固定的形态，治疗变得困难，患者所受的伤害也会因之而加重。
辨证论治不仅是中医的学术特点，也是中医重视状态的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