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医疗、保健的机理，或理论解释是什么？也就是气功为什么能治疗疾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气功疗法又是从民间挖掘出来，第一代从事气功医疗的人员，虽然也有几位愿意献身气功事业的人，但多数医护人员并不知道气功是什么。学习了气功方法后，多数人又觉得气功没什么可研究的。所以有的医生讽刺说，气功就是躺着、坐着、站着“炼出气儿”（呼吸）。而用气功治好了病的疗养员却比医护人员有体验，喜欢气功，特别有些难治之症也用气功治好了，反过来教育了一些医护人员。为了让医护人员体验气功，了解气功，研究应用气功，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特别规定：只要是从事气功医疗的人员包括行政、后勤人员，每天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可以练功两个小时，医护人员可以练功四个小时，静功两小时，动功两小时。通过练功医护人员逐渐有了体会，对气功有了兴趣。第二阶段就是从理论上提高认识，以便给病人讲课、普及气功知识。我们就感到气功是中医范畴里的东西，它是枯树开花，老树新枝，没有现成的气功理论，只能用中医理论揭示练气功所产生的现象。但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向问题上还是空白。
此时也是中苏友好的时代。当时的口号：“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苏联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只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只能用巴甫洛夫的正负诱导学说解释一些练气功所产生的现象。有几位医生如李春才、田宏计等（国内其他医学院校、综合医院也有对此研究者）用了三年的时间，用巴甫洛夫学说结合临床现象，解释了气功入静问题、八触的动象（自发动）问题、感觉异常问题、走火入魔问题等等。50年代到60年代初，用巴甫洛夫学说探讨气功机理的文章比较多一些，用中医理论解释气功现象的文章反而比较少。当然，巴甫洛夫学说解释气功现象，解了气功急需要一种理论的“燃眉之急”。但是，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气功现象仍然是一种推论，而且不能解释气功产生的所有生理或特异现象。因此，在1958年到1959年，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内引起了一场“今后气功疗法走什么道路？”、“气功理论研究向何处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讨论。
后来领导同志包括省卫生厅领导、中共秦皇岛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戴河区委书记李越之同志等亲自过问，并且提出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写出自己的意见，贴在行政楼的走廊里，要大家（包括疗养员、进修生）争鸣。当时我正在学习俄语、函授古典文学，还要练功学太极拳的确很忙，对这次争鸣没有兴趣参与。书记、院长找我谈话，一定要我表态说出自己的看法。我随便写了一张《我的看法》的大字报，大意是“中国的气功疗法是中国中医的东西，理论研究首先从中医基本理论着手，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去研究气功，不应该戴上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帽子走崎岖的山间小路……”，结果引起几位关心气功事业领导的兴趣，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北戴河区委李越之书记（中央管理八级革命干部，来北戴河疗养喜欢北戴河环境，自动降职、降级留在了北戴河工作，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与修养）。他看到我的大字报后就找当时疗养院书记董连寿、副院长胡志了解我的情况，并且要见见我，李书记非常欣赏我的看法，要同我亲自谈一谈。我是不经意写的大字报，却引来了一生从事气功医疗事业的命运。李越之同志发现了我的学习笔记，把我又推到北戴河全区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后来气功疗养院的临床、教学、理论研究等，都是以中西医结合方式进行的。
从此以后，气功理论研究的确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如：中医气血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命门学说；现代医学的生理学说、人体生理解剖学、神经精神学、心理学、神经体液学说、内分泌学说、运动医学、巴甫洛夫学说、心理学说……等。中国特有的古老的埋藏很久的简、便、验、廉的气功疗法，艰难的曲折的走进了现代科学的大雅之堂。
